警惕对“辅助生殖技术”的滥用 南方观点 南方网

广州一对L姓富商久婚不孕，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然全部成功，大喜望外的富商夫妇最终找来两位代孕妈妈，再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采取“2+3+3”队型，在去年九、十月份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。医学伦理专家董玉整认为，“八胞胎”案例恰恰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被滥用的例子。（《广州日报》12月19日）在我国历史上，生育文化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，即原始生育崇拜阶段、传统生育文化阶段、现代计划生育阶段和人工科技生育阶段。科学的工具理性不仅带来了避孕药具，也带来了基因技术、克隆技术等辅助生殖技术。人工生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。的确，“辅助生殖技术”可以帮助不孕家庭获得自己的孩子，也使人类从此有能力选择优良基因生育后代。然而，人工生殖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在看到其贡献时，也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其操作风险，及其对社会、文化和人类长远利益的威胁。以这个广州富商生育“8胞胎”为例，其操作过程就存在许多有违道德伦理甚至法律法规的地方。首先，聘请代理孕母是在将人体工具化，有违法嫌疑。据报道，为顺利孕育8个胚胎，这对富商夫妇找来两位代孕妈妈。在法律上，女性对其子宫拥有的是身体权，这是一种人格权。众所周知，“所有权”可以以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等方式进行，但与人身紧密相连的人格权却具有专有属性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不得以任何方式（出售、赠送或继承）转让，因为任何这样的行为都会导致人格的贬损及主体尊严的丧失。“代理受孕”将代母的子宫和身体工具化或商品化，令女性器官沦为制造、加工婴儿的机器，这是对母职的价值与意义的否定，也是对人性的亵渎，是技术的滥用、异化和迷失。正如有人所认为的，“代理受孕”是一种在男权和医学双重的父权体制下，强势阶层对弱势族群妇女的剥削。正因为如此，西方各国（如英、法、德等）均颁布法令禁止代孕母亲。我国2001年出台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也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其次，通过“辅助生殖技术”孕育8个胚胎存在规避计划生育的嫌疑，而其商业化倾向也容易带来价值观的扭曲。根据卫生部出台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》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不育症的一种医疗手段，禁止以多胎和商业化供卵为目的的促排卵。此外，人工生殖是慈善性、福利性医疗行为而非商业性行为，《伦理原则》特别强调“严防商业化”。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，利用“辅助生殖技术”规避计划生育，给票子就可以多得孩子，这种状况不仅不公平，也存在商业化倾向的嫌疑。在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，现代技术所负荷的工具理性不断膨胀，而技术中的人文关怀却无法彰显。现在，一方面，辅助生殖技术被当作了一种工具，其“为人的”价值理性被搁置，另一方面，通过隐性的商业化，辅助生殖技术的经济价值被不断挖掘出来，这种种对人工技术的“滥用”，不但有违自然法则，也极容易鼓励“金钱可以买到任何服务”、“有钱人更适合繁衍后代”等扭曲人性的价值观。（南方网编辑：东雪）